一阵风吹来，拂动春燕棕色夹杂着金色的酷酷短发。阳光下，她笑容璀璨，抬起右臂，把掌心对着我……我就像计算机程序设定好一般伸出了左手掌——
我以为我们会十指相扣，结果她只是与我击掌而别。
我的DJ师父，我的“好哥们”春燕，带着我醉酒那晚DJ台里发生的悬念，带着她对某盒专辑的特殊意义，消失在候车室的人潮里。
像许多个在我生命中出现又离开的女孩一样，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通常来说，当你恨一个人和爱一个人的最终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忘记他》（邓丽君《势不两立》.1980）。
十二月的暖阳里，我悠闲地骑着“阿米尼”山地车在体育场路溜达。
我刚从新华书店挑选了一沓漂亮的贺年卡，准备给我那些朋友们写新年祝福。这是非电子时代里每年年末我的必修课，仿佛日子到了这个时候总要来个回顾总结和展望，这是对陪伴你身边之人的感恩，对远在他乡之人的祝愿，就像小青当年在贺卡里写给我的那样：
祝福是寒夜里的一盏灯，照亮了别人，温暖了自己。
路过省体育馆时，我发现人行道上排起了长队。正在纳闷，听到有人在喊我，循声望去，看到飞仔和他同学成成正在人堆里着急地向我招手。我赶忙下车上前，才知我差点错过了一件能载入杭城音乐史册的大事：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要在省体馆举行。
这在摇滚启蒙阶段的中国内地不亚于是颗重磅炸弹，由于价格不菲，还每人限量，我和飞仔排了一个小时的长队只买到六张票。
其中两张是我送给光和张凡的，光是我西方音乐的引路人，当然是不能忘；张凡因为辞退他一直过意不去，算是一种补偿吧。飞仔拿走两张，一张给她女朋友；我也留了两张，一张不知该给谁。
我不知道崔健的影响力有这么大，后来山姆、大头、囡宝、任其、飞仔的同学阿剑、晓伟等也要去看演出，但票早已售罄。那天我正为此事犯愁，久未见面的张凡来店里拿票。
“只能给你一张，小小的就没了。”我把票给他。
他平静地接过票，看了看，眼珠子在厚厚的镜片后一眨巴：“没事儿，我让她照样画一张。”
我以为他说笑，但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加上小小美术专业出身，心下一震：那完全是有可能的。心里却直打鼓，生怕门口的检票员个个是火眼金睛。但仔细一想，凭自己从小对美术孜孜追求的努力，应该也能玩玩。
我那些朋友们个个是音乐和艺术爱好者，心地都不坏。纵然票已售罄，至少也得给中国摇滚乐捧个人场吧，想着崔健知道我们的苦衷也许会原谅我们。
所以我先原谅了自己，也作了决定——画票！
我把主意跟飞仔一说，他巴不得我立马动手，因为他同学那边票严重不够。虽然他美术科班出身，但作为他画画的启蒙，打小就对我很信任。
家里经常作画，各种纸张、画笔、颜料应有尽有，唯一缺的是日期印章。我跑到解放路，在杭城最大的文具商店找到了省体馆入场券同款的“万能日期排章”，可以敲公元元年到公元9999年的任意年份。另外还买了盒蓝色印泥。
省体馆的入场券十分简陋，主图案就是一个体育馆建筑外观，两边是区号排号座号；有几种版色，外加一排手工敲上去的日期章。我们那天的票是咖啡色的，调好颜色用细水彩笔开始临摹。试了几次，就开始批量“生产”了，转眼画了十张票，人数刚好。最后把排章拨好日期，发现原票上的章带点紫色，又往印泥里加了紫色颜料，试了多次，才调成一样的色。
当把日期盖在了假票上，我才发现自己被埋没的天赋实在太多了。
飞仔看了乐不可支。我跟飞仔说，原则还是要有的，再有人要，咱也不画了，他喏喏连声；我又告诫他，为避免节外生枝，必须最后一天的最后时刻才发给他们。
除了几个月前我写了篇文章顺带把他拍的一幅摄影作品登上了晚报副刊，飞仔又一次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