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心的两个我终于达成和解的时候,一个多云的上午,我肩上挎着我画的、已配好画框两幅水彩画和向囡宝借的《警察故事》(1985)录像带,去了雪莉的家。几天前她说今天休息。
再次见面,她略施淡妆,比以前更懂得展示自己的优点了,顾盼之际,带着柔情。
我向她展示画作,她很开心。
“你担心我会‘携款走人’吗?”我开起玩笑。
“呵呵!从来没有。”她笑道。
我把两幅画摆在她的面前。她盯着欣赏了会,说:“这是一个故事吗?”
她转头看了看我的表情,继续说:“暴风雨前的大海,之后雨过天晴船儿开始杨帆远航?”
“还是……”她斜着头:“刚好相反:帆船出海遇到了暴风雨?”
作画的时候初衷很简单,就是想画两幅不同状态的下的大海场景而已。我向她作了解释,但我还是建议把乌云密布那幅挂在左侧——我这是心虚了?
雪莉和我聊了她工作上的事,说她不但负责排行榜统计,还负责听众点歌,说以后有谁想点歌尽管找她。我对这些兴趣不大,我刚想乘机试探她关于阮舟的事,她先问我:
“下礼拜我想去上海购物。你一起去吗?”她眼里闪着热情:“给我拎包。”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求之不得。”我说。
冷漠乏味的生活之所以还能让人们坚持下来,恐怕就是因为这种由天而降的意外、转折带来的诱惑。
几天后的晚上,已经七点多,明天就要去上海,几点的火车我还不清楚。雪莉说火车票由她来负责,但具体时间得等她通知。此刻心里难免有焦虑:她临时有事去不了了?还是根本就是玩笑?
叮咚,门铃响了。是雪莉。
“可让我好找啊!”她第一次来我家,满脸惊喜。
“我不进来了,就通知你:火车是凌晨三点一刻的,也就是今天晚上。”她说:“这样早上就到,可以多逛会儿。”
哪有到门口不进屋的道理。我还是让她进我乱糟糟的小房间里,倒了杯水。
房间里靠床的整面墙上,是我和我弟照着某本摄影杂志上的照片合作画的一副壁画,内容是场地赛上的摩托车手驾驶着Suzuki(铃木)过弯的场景,很有视觉冲击力。
“你画的?好棒啊!”
“和我弟一起画的。”
“哦,你弟呢?”
“他出去了。”
她站起来浏览我的书架,不知道她有没有注意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
“我得走了,我还要到我哥家去拿车票。”她礼节性地喝了口水说。
想到几个小时后就要上火车,我也没多留她,约定两点半在城站广场交通岗亭下不见不散。
年轻就是这样:依靠荷尔蒙驱动你的行动。无畏疯狂与荒唐,勇往直前,永不言悔。
凌晨两点半,我把单车锁在广场边的栏杆上。我从没坐过这个点的交通工具,还是和自己喜欢的人,浑身上下的细胞都透着兴奋。
高高的照明灯孤独地照着空荡荡的广场,岗亭下并没有雪莉。
“看遍了冷冷清风吹飘雪,
渐厚,
鞋踏破路湿透;
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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