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25日夜，上海伯爵音响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苏逸文结束了他在加拿大的商务活动，一行3人乘多伦多至上海的航班飞抵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刚出关口就被在大厅迎候多时的公司下属接走，两辆豪华轿车匆匆驶离机场。
伯爵公司早年是一家专门生产扬声器的街道民办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家庭影院音响的龙头企业，主要生产扬声器、音箱、AV功放等产品，资产两亿一千万，其产品占家庭影院音响市场27％的份额，在Hi-Fi音响领域也有一席之地。伯爵公司与乐圣公司的区别在于，伯爵产品是针对普通家庭的娱乐音响，而乐圣产品是特别针对音乐发烧友和音响发烧友的发烧级高保真音响。伯爵品牌大众化产品的经营规模和市场效益非乐圣品牌可比，而乐圣品牌的品位形象和精神贵族化身又非伯爵品牌可及。
苏逸文40多岁，身材瘦高，略有些秃顶，四方脸，五官端正，穿着一件白衬衫，领带打得一板一眼，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的，但透过镜片，能看到一双敏锐、精明而沉静的眼睛，那是一种平淡的却又是高高在上的目光。
两辆车驶进伯爵公司厂区大门，在公司大楼前停下，整幢大厦静悄悄的，只有少数办公室还亮着灯。一行人来到三楼会议室，各部门负责人早已经到齐了，大家纷纷站起来跟董事长打招呼，苏逸文示意大家入座。
总经理付子清说：“董事长刚下飞机就连夜主持这个会议，会议的重要性已经无须我再强调。格律诗事件已经沸沸扬扬，乐圣公司已经正式起诉格律诗公司。今天的会议就是研究乐圣与格律诗诉讼案可能会对伯爵公司产生的连带影响，并据此拿出相应对策。
苏逸文说：“市场调研部提交的电子邮件报告我看过了，还是请刘部长先谈谈情况。”
伯爵公司的市场调研部名为市场调研，实际上就是公司的情报机构。
市场调研部刘家明部长站起来发言：“调研部认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商业纠纷案，也并非不关伯爵公司痛痒，格律诗事件有理由被解读为音响价格战的序幕，消费者有理由产生持币观望态度，事实上伯爵公司的销售已经受到了影响，而我们的警觉在于，如果格律诗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攻击行动，一旦攻击乐圣得手，双方的优势互补就可能对伯爵构成威胁。这不是我们想不想卷入的问题，而是想不想都得被卷进去。”
刘部长的话音一落，会议室里就变得鸦雀无声了。在座的其他干部大多都保持了沉默的态度，眼睛里却分明写着：危言耸听。毕竟，格律诗只是一家仅有百万资产的小公司，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翻云覆雨，而伯爵公司主营AV音响，虽然在Hi-Fi领域略有渗透，但毕竟不是主营业务。况且，乐圣已经拒绝了格律诗代表的求和，诉讼胜负几乎已见分晓，格律诗事件很可能只是音响市场的一个小插曲，谈不上对伯爵公司构成威胁。
总经理说：“我们都知道80年代初靠收录机起家的雅艺音响，雅艺固定资产从30万发展到2个亿用了10年的时间，而从2个亿到破产只用了3年的时间。一个称职的干部应该善于远远地就能发现可能存在的危机，不仅在还没有形成威胁之前就预先化解，而且还要转化为可以利用的发展机会。轻敌、迟钝是商家的坟墓，谁犯戒埋谁。”
苏逸文看了一眼刘部长，示意他继续发言。
刘部长说：“乐圣一次性卖给格律诗1000副套件显然是在利用对方的幼稚和盲目，格律诗事件也就有可能是一次简单的清仓甩卖。但是，基于什么人做什么事这个守恒定律，只要我们看看组织、策划格律诗事件的核心人物是何许人，真相就一目了然了。我们知道格律诗的幕后人物是丁元英，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调查此人，此人是柏林大学经济学硕士，先后就职于柏林国际金融投资公司、北京通达证券公司、柏林《世界经济周刊》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员。此人在1994年6月创办私募基金，据业内人士估计，私募基金受托资本最少超过2亿人民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股市至少卷走2个亿。此人性格孤僻，不善交往，也没什么名气，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都有一个共同评价——鬼才。面对这样一个鬼才，我们还能说格律诗事件只是简单的清仓甩卖吗？”
总经理付子清补充道：“格律诗是在与乐圣1比50的资本力量对比下发起攻击，如果按此推论，一旦格律诗和乐圣优势互补，他们与伯爵的资本力量对比将缩小到1比4，格律诗又为什么不敢对伯爵发起攻击呢？”
苏逸文说：“我们对很多情况还不了解，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做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谁胜诉对伯爵公司的威胁更大？是乐圣还是格律诗？”
销售部部长许家玉说：“当然是格律诗胜诉对伯爵有威胁，因为乐圣胜诉只是各自退回原位，而格律诗胜诉则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更低成本的生产方式，价格是法宝，市场规律就吃这一套。伯爵产品全部在上海生产，综合成本比广东还要偏高，比格律诗就更高。”
企划部部长王振光也表态道：“我同意许部长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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