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荷暗自松了口气，还真担心徐齐霖上奏陛下。陛下询问起来，东宫这边还真不是很容易说清楚。
虽然事情没谈妥，可表面上也没撕破脸皮，杜荷随便聊了些别的，便起身告辞。
徐齐霖送出府门才回转书房，皱着眉头，觉得梁子好象结下了，自己日后要多加小心啦！
树欲静而风不止，对李承乾一伙人敬而远之，却挡不住他们主动接触。
徐齐霖靠在椅中，眼睛半闭，轻轻抚着额头，思虑了半天，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见招拆招，随机应变了。
当然，离开长安或许能抽身事外，远离这政治漩涡，但现在却不是时候。
特么的，老子有后世思维，知道历史的轨迹，还斗不过你一个死瘸子？徐齐霖咬了咬牙，心中发起狠来。
…………….
其实，徐齐霖对杜荷所报的产量是有水分的，但提高产量也确实不是一个工坊能做到的。
之所以要实施《专利法》，徐齐霖也是想将制糖推向各地，从而促进甘蔗的种植、榨糖、粗制、精制等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就近加工，降低了甘蔗或粗糖原料的运输费用，也就使白糖的价格会逐渐下调。
比如在岭南这个甘蔗主产地进行大规模加工，肯定比把原料运到长安或洛阳要省力省钱。
只要有专利费可赚，白糖象漕粮似的能运来销售，大盈库就干收钱，把人力物力用到别的方面，岂不美哉？
幸好是在唐朝，封建时代少有的开放社会，兼容并蓄，对各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并不排斥，在政治、经贸、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出宽松。
虽然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还远没有达宋明程朱理学那种变态吃人的程度。否则，倡行专权法的徐齐霖必然被喷得体无完肤，成为“利欲熏心”之辈，大义凛然地要“以义灭利”。
即便是在开放的唐朝，李二陛下划圈通过的专利法，在政事堂讨论时，却也不是顺利。
对于古人来说，你搞出了发明创造，或于国有利，或让民众受益，这是好事，值得表扬夸赞。
但你利字当头，不给钱就既不利国，又不惠民，你的仁呢，你的义呢？
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不把利益和恩惠给予民众，却要收钱，难道不是十足的小人？
这就象在古代，你修桥铺路是行善积德，是做好事，或许还能留名史册。但你要敢收啥过路费、养路费，立时臭名远扬，能被唾沫淹死。
徐齐霖不太清楚政事堂是如何讨论的，也不知道李二陛下有怎样的批示，他现在只能抓好保密工作。
要知道，尽管古代人对偷师学艺是相当鄙视，但也仅此而已，或是能招人上门打砸一通，但官府也没有处罚的法律和依据。
而且，在封建时代，别说发明创造，连人的生命财产都是帝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嘛！
所以，发明家要么成为御用工匠，为君主服务，一切上乘的发明创造都将成为“宫廷秘方”之类的皇家独享。
要么就死守着“传内不传外”、“传子不传女”的家训，以家庭作坊的方式惨淡经营，维持生计。
当然，也有个别的政府激励下的发明创造。比如急于解决什么困难，想要搞成什么大事，性质更接近于悬赏。
不管怎样，如果能用国家强制力来保证直接利用专利技术盈利的人，把所获利益的一部分给发明人，必将大大提高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刺激人们去从事这项活动。
而在这之前，即使冯智戴已经两次来访，说得越来越直白，送的礼物也愈发丰厚，徐齐霖依然不敢轻易表态。
特么的，冯智戴是不是以为老子是故意敷衍，好多收点礼？徐齐霖看着又升了规格的礼物，有些不好意思了。
“不许再吃糖了，阿郎说过吃多了对牙不好。”院子里，斯嘉丽在教训阿佳妮这个小吃货。
“可我吃完就刷牙的。”阿佳妮底气不足地辩解。
徐齐霖苦笑了一下，吃完糖就刷牙，倒也是个法子。
实在不行，就先和冯家签个有年限的合伙经营的协议吧。等专利法出来，也等合作年限到了，再进行修改！
徐齐霖很是丧气，这与他想的不一样。如果有了专利法，制糖法算大盈库的，蒸馏酒、香露可都是他家的专利。
………….
相对于专利法的难产，算学馆的重开，倒是挺快，也很顺利。
不仅是国子监的算学馆，大盈库的算学馆也招生完毕，开始教学。
看着这二十来个跟自己年龄相差不大的学生，徐齐霖有挺复杂的感觉。
大的十五岁，小的十一岁，都是读过书识过字的，也都是家世普通，甚至是受歧视的商人子弟。
这些学生有个共同点，便是在科举上取得功名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是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从这方面来讲，徐齐霖和大盈库算是给了他们一个进入官场的机会。
因为，唐代有大量流外官，充任各衙门的具体办事人员，统称吏员。
流外官没有品级，按年度对其功过行能进行考课，经三考逐级升转，最后可以经考试入流，成为正式品官。
这种集考核、选拔、任用为一体的流外官铨选程序，叫做流外铨，也叫杂品入流。唐代由流外铨进入官僚队伍的数量最大，也是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
而流外铨选的标准大概有三个，“书”、“计”、“时务”，即书法、会计和实际工作能力。
虽然科举出身的官员品级较高，亦会得到大众的尊崇，但在实际工作能力上，却大多不如专业更精的流外官。
而科举出身叙职要再经吏部铨选，尽管取得高官的机会相对多些，但其入仕数量却要远远少于流外出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