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科长给任道远介绍协助他查资料的两位同志，一位是侦查员罗耀宗，一位是萧雅楠。
萧雅楠是在任道远到培训班报到后的第二天、来到庞各庄村的，她们这三百多人都是组织选拔出来的进步学生，“老学员”任道远他们前去迎接新学员，在他看到她的那一刻、不觉心中怦然一动，但她的行李被其他学员接过去了。
后来有一天是萧雅楠她们给其他学员介绍北京的风土人情、人文状况、注意事项，她落落大方、又不失幽默的讲话，也让任道远印象深刻。
只不过前些天，任道远去大栅栏买办公用品，亲眼看到萧雅楠穿着旗袍、挽着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在逛街，当时，任道远马上背过身去、心中多少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今天又见到那天西装革履的罗耀宗，任道远心里多少有些别扭，不过他很好的掩饰了自己的情绪，任道远在董科长介绍完后，与罗耀宗、萧雅楠她们相互敬礼，然后就一同返回了档案室。
军统掌握的党通局房产足有一百多套，最小也是个一进的四合院，而这些房产分布在全市内七区、外五区、郊八区的无数胡同中，任道远、萧雅楠、徐姐不得不兵分三路到各区去落实这些房产的登记情况、以及最终归属，以此作为判断这些房产是否会被作为潜伏特务的窝点的可能性。
北京的和平解放，让不动产登记资料完好的保留了下来，这让任道远他们没费太大功夫就把这些房产的情况摸清楚了
任道远他们首先把这些房产过户信息、进行了分类，这么多房产、全部进行排查需要很多警力和时间，三人对接下来的调查做了充分的讨论。
罗耀宗对这次调查有着明显的抵触情绪，他认为特务们绝对不会那么傻的隐藏在党通局的房产中，所以刚开始并不积极。
任道远首先发言，他认为光复初期被转让的房产、应该是特务们中饱私囊了，因为特务潜伏在北京，不太可能是从国民党刚进入北京就开始部署的，即便抗战时期有些潜伏的特工，光复后也肯定马上浮出水面、参与“劫收”，因为他们最清楚哪些汉奸家的“油水足”。
萧雅楠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她说老北京的街坊、普遍都相互认识，假如新搬来一户人家，要不了多久街坊们就能把他查的“底儿掉”，所以，潜伏特务即便都有公开身份作掩护，也不会贸然搬进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天天承受街坊审视的目光。
罗耀宗听萧雅楠这么一说、态度多少有些转变，他说：国民党决定派特务潜伏在北京，肯定是在认定会失败、不得不从北京逃走时才会部署，那就应该以北京解放前不久、进行不动产过户的那些房产，作为调查重点。
任道远认为这种可能性也很小，虽然那个时候房价会很低，但一套四合院、终归不是一笔小钱，有钱人不在战前逃走，反而在这个时候在北京落户，显然违背常理。
萧雅楠显然更了解北京，她说北京很多四合院中、不少都住了不止一户人家，党通局特务要逃离北京，低价出售房产、肯定有想靠收租生财的人接手，原房东说其中一间或几间，住的是他家原来的下人、或是穷亲戚，新房东肯定不会去查这些人的来历。
萧雅楠接下来说的、让罗耀宗得意的看了任道远一眼。
“清朝很多遗老遗少因为坐吃山空，不得不把自家院落卖掉、或出租一部分房间，时间一长，那儿就成了‘大杂院’， 里面住的什么人都有，就算新搬来一户外地人、大家也不会太奇怪
最重要的是，大杂院普遍早就没有院门了，这当然是为了方便住在里面的人，但这也给潜伏特务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就算深夜进出、也不会被邻居发现。
之前破获的特务案中，也有伪装成流动烟贩之类的小特务，这种人住进租金便宜的大杂院，一般也不会引起怀疑的。
所以，罗耀宗同志说的也有一定道理。”萧雅楠看着两人解释道。
任道远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不便把自己总结的一个设想公开，毕竟还没有经过事实检验。
任道远在档案室，不仅可以看到本市特务案的卷宗，还能看到很多外地特务案的通报。
任道远细心的发现，保密局特务很多是在搞破坏活动、或是执行某项计划时，被侦破、抓活的，党通局被捕的特务比例很小，而且基本没有执行破坏、暗杀等行动，党通局特务被捕的偶然性很大。
所以他心里产生了一个“不成熟的假设”：
党通局特务很可能是执行的战略潜伏任务，他们根本不屑于搞搞纵火、丢颗炸弹、行刺暗杀这种破坏性并不是特别大的活动，他们蛰伏起来，在等待一个时机，一旦党通局特务冒出来，那肯定就是惊天大案。
任道远这个假如如果成立，他们就不需要这种分散开的小特务，因为到时候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就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电台广播、他的身份不允许他拥有收音机，登报、他们的身份是文盲，电台、打杂院里怎么隐蔽发报声。
任道远做出这个假设的依据还有一个：被捕的党通局特务都是单线联系、被捕特务很多都不知道自己的上线是谁，这与保密局不同，保密局的特务往往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组、一抓就是一串儿。
三人最后决定，把目前掌握的情况、向上级做一个汇报，再决定下一步的调查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