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好穿着一只皮鞋，光着一只脚下了车。虽说皮鞋跟也不怎么高，但是走起路来，还是感觉一晃一颠的。三大见我这个光景，唠叨是怎么搞的，把脚上的鞋都能丢了。我想起那个扔我鞋的人，如果能碰见，我定打得让他爬在地下。
从车厢到出口，需要走好多路，途中人流如滚珠。但穿着一只鞋走路的人就我一个。自然，途中有人注意到了，我听见两个姑娘在我的身后叽叽诡诡的笑着，说着。我知道不少人在看着我，但我谁也不看。两眼盯着前方，硬撑着出了车站，在附近的商城买了一双鞋。
我和三大到了成都的那个厂家谈设备，磨蹭了几个小时，对方价格搬的硬，与县广电局给我们村上给的经费距离太远，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放弃。之后又转了几家，还是不行。看来，成都这趟是白来了。
三大有点沮丧，我年轻，没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的，倒是对成都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听人说成都是天国之府，不来则体会不到，来了，最直观的感觉是成都的街道到处是绿，一些稀奇八怪的树木和花卉我都没见过。当然，绿给我带来的湿热感，与陇东的干热有很大的区别。除此之外，我发现成都的女人很美，身材娇小，连那被抱在怀里的小孩，看上去比我们山里的同龄小孩都小了许多。尤其那些裙襟摆动、一闪而过的姑娘，个个看上去水灵灵的，偶尔间惊魂一瞥，让我的心哗哗振动。
我和三大在成都的大街上东逛逛，西瞧瞧，刚路过一家音响门市，传出了那首流传大江南北的歌曲《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像只无形的手，一下攫住了我，我一拐，就拐进了这家音响店。女老板年轻，且很漂亮，主动问我看上哪个磁带。我一问价，零售价格是8毛钱，批发5毛钱一个。我想到我们学校卖的磁带是3元，问她是不是盗版磁带？女老板说：“正版的要七八元呢，谁买呢？全成都的门市都没有卖正版的。”
我问道：“那售价三元的是不是正版的？”
女老板说：“你把你三元的拿来跟我这个比一比，看有没有差别？”
由于我在学校也一直买磁带听，质量怎样，一听就知道。为此一连试听了两个磁带，感觉与我们学校卖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我们那里卖的是三元，这里是五毛钱啊，差别多大？在这一瞬间，我立马想到买音响设备的钱还装在身上，可以批发上一些磁带回去，赚点钱啊。我赶紧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三大，说带回去一块五毛批发出去，一个都赚一块钱呢。三大一算账，说行！于是我们就拿出一千元，批发2000个磁带，装了四大箱子。之后付款时，三大当着我和女老板的面解开了裤袋。女老板见状，目光惊愕地看看我，问道：“这是撒意思哟？”
我忙解释说：“钱在裤头里面装着，是给你取钱，没有别的意思。”
三大把钱取出来后，给了女老板，然后我俩肩膀扛，手里提，将这四箱子磁带到了火车站。
从成都到西安是第二天晚上七点多，下车以后我俩扛着磁带箱子往出走时，被火车站警察拦住了，问我们拿的什么？我说是磁带。警察立即说：“放下放下！”我以为他们查看之后让我提走，结果脸一黑，直接把四箱子磁带就地扣了。
在八十年代末，尽管市场稍微有点放开，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对于一些长途贩运者，尤其是从火车上进行贩运活动，都查得比较严。见价值一千元的东西被没收了，我顿时感到两腿发软，心想这下把事弄大了，惹上麻烦了。三大看样子心里比我还恐惧，脸色发灰，直着眼睛问我：“这……这可怎么办呀？你看你，咋想起买磁带呢？”
一千元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并且是村里的公款。见三大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心里更是阵阵发急，一个劲儿地想道：这些钱我们舍不弃，必须得想想办法。为此我对三大说：“你别急，我给咱们想想法法子。”
三大说：“你一个毛头娃娃，能想个啥法子？”说着将头一歪，生气地蹲在地上抽起了烟。
是啊，想啥法子呢？我心乱如麻，盯着面前熙熙攘攘的人流沉思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个女人问我住不住店？说着拿起手里的招牌让我看。那年头，西安火车站私人旅社多，因而往旅社叫人的“p条客”也不少。在她问我的这一瞬间，我心里想：这些开旅馆的人肯定和车站的执法人员有认识的，如果有熟人搭话，说不定还能要来磁带。于是，我就问道：“住店可以，但我的东西被车站公安没收了，你在这里有认识的人吗？”
这个女人摇摇头，转身离开了。我见车站叫客的女人比较多，就以住店为名，一个一个地往过问。直到问到第六个人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了，说：“我认识几个，有啥事吗？”
我就磁带被没收的事告诉了他。
他问我：“是啥磁带？总不是黄色带子吧？”
我说：“不是，全是歌曲带子。”
他说：“这事简单，只要你在我那住店，我给你想想办法。”
我问：“住宿费多少钱？”
他说：“一个人10元，两个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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