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曾经，安奕鸣和杨乐然的矛盾是日积月累的结果，那么这起案件算是诱发一切的导火索了，最后成为导致两人分手的最后那个稻草。
因为师姐是杨乐然的好友，所以案子刚到衡鑫所的时候，杨乐然还劝过安奕鸣不要接这个案子，倒不是说她担心安奕鸣身为男性天然的男性视角会影响他对案件的整体判断，相反的是同样身为法律工作者的杨乐然，太知道在这一行做得久了，即便有本事做到不身为原、被告，但永远也避免不了为亲朋好友处置案件，其他案件是友谊的锦上添花，而离婚案件太私人，外人极难平衡，最终就成了友谊的画蛇添足了。
一般而言，以朋友身份介入案件的律师，非常有可能是夫妻双方共同的朋友，而夫妻感情又是那么微妙无比的事，今天闹得不可开交，明天就又如胶似漆。两口子可以破镜重圆，但友谊这玩意儿就显得非常尴尬。
师姐很大方，她原本就是个大方的人，获知丈夫聘请了谢敏和安奕鸣作为代理律师时，她还笑呵呵地对杨乐然说自己要不要去找连博出山？杨乐然知道她是开玩笑，连博志在学术研究，从不触碰诉讼，况且哪怕是经济法学界的知名学者，未必就能弄得清婚前购买婚后还贷房产的分割问题。正是因为师姐的豁达，杨乐然才生出一种安奕鸣在助纣为虐而她是帮凶的感觉。虽然，安奕鸣只是个律师，而律师就是要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
之后的一切完全脱序！杨乐然有女性与身俱来的敏感，她能从安奕鸣和师姐身上同时感觉到某种焦虑，安奕鸣是因为初入行而陷入相信客户还是尊重事实的无限纠结之中，而师姐则是恐惧，那种是即便躲到天涯海角仍旧躲不过。就好像即便睡在暖呼呼的被窝里，仍然有一阵不知道从哪里透进来的风嗖嗖地冷，你会不断去想风从何来，渐渐地便在身后幻想出一个披着黑色手持凶器的恶魔，恐惧本身可以克服，对恐惧的想象却是无法克服的。
恐惧戛然而止在某个雨夜。
师姐被师兄徒手殴打致死的，这是极其痛苦的死法，每一拳都会伴随着无尽的痛苦，而死亡过程的漫长也无限拉长了这种痛苦。人之所以恐惧死亡，应当也就是不想承受这样的痛吧。
杨乐然几乎是哭着要求安奕鸣不要为师兄辩护，法官不能选择案件，但律师可以啊，至少他有选择不做的权利，但安奕鸣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律师。最终师兄逃过了极刑，而杨乐然认为这一切都是安奕鸣的“功劳”。
安奕鸣把手伸到眼前，仔仔细细的看着每一条掌纹，每一根手指，又紧握成拳，握成一个有力的拳头，这样的一个拳头，在暴怒之下，完全可以打断一个人的鼻梁肋骨牙齿，如果对方是弱不禁风的女性，伤害性命也未可知。即便年龄时候的安奕鸣相信暴力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越是长大他越是知道，暴力只有在暴力的环境里才能解决问题，在理性环境里，暴力只会制造问题。所以他告诫自己，任何情况下绝不对比自己弱的人动手！
“你说的没错，是我害死了师姐？”
“奕鸣……”
“一开始师姐就说了离婚的原因是师兄家暴，我不信，人身保护令下了，我还是不信，甚至我还去教师兄找师姐求和，两口子都是床头吵床尾和的，我根本就是害死师姐的凶手。”安奕鸣深深吸了口气，脸色暗淡地让杨乐然心疼，“我该听你的，法律给了师姐活下去的机会，是我生生掐断了这条路。”
“别说！”杨乐然伸手按住安奕鸣的嘴，“错的是师兄，不是你。”
安奕鸣几次深呼吸才平缓了沸腾起来的情绪，“你怨我是对的，我根本就是杀人凶手，很长时间我都没办法原谅自己，失眠、酗酒、抽烟，唉，惩罚自己吧。”
杨乐然从凌韵嘴里知道安奕鸣曾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消沉，还想着是和自己离开有关，是和他曾经怀疑自己怀孕有关，但如此看来，这件事不单单在自己心里划下伤痕，同样在安奕鸣心里也留下烙印，他本性善良，做法律这一行也算是匡扶正义，可刚入行的第一个刑事案子就是为杀人犯辩护，他心里也不好受。一边是职业道德，一边是人性本善，表面上他过了自己心里那一关，但那是苦熬硬坳后的结果，天知道那时候的安奕鸣痛成了什么样。
“对不起。”杨乐然低头吻了吻安奕鸣，她该留在他身边，陪着他，而不是一走了之，她是天高海阔散心去了，而他却留在谷底。
沉默了好一会儿，安奕鸣又说：“做这一行的，哪有不纠结的，我已经训练地刀枪不入了，你看我前段时间还劝高桐接崔业伟案，结果崔业伟，哼哼，也是个变态，我是天生刑辩过敏体质吧。”
哪有什么刑辩过敏体质？法科生大部分是看着TVB或是英美剧中庭审现场才对法律产生兴趣的，而交叉询问式的律师问询方式在表现逻辑、口才、敏锐、反应的同时，也营造出紧张又有趣的现场，在刑事案件的庭审时尤其有趣，因而法科生都以刑辩为人生追求，直到真正入行。一部分人没有领路人进不了刑辩，一部分人不懂规则做不了刑辩，还有一部分人，就比如安奕鸣，他有做刑辩的头脑，也有做刑辩的机会，却没有做刑辩的心肠——对被告人“软”心肠，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对自己“硬”心肠，愿意为相信付出自己。
家暴杀人案使安奕鸣陷入了长久的自责，还因此失去了挚爱的女朋友，而之后代理的另外一起案子，又让他陷入一种风声鹤唳的情绪之中。那是一起正当防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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