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处的第1522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一天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一件是举国皆知的“香港回归日”，另一件就是朵儿跟我的分手日。
从青涩可爱的十八岁，到如花似玉的二十二，最终我仍然没有逃脱命运小子的玩弄。曾以为朵儿是我感情的终点站，不想她依然是老天给我的“惩罚”或“考验”之一。
近来朵儿的态度有些不冷不热，但没想会是分手的预演。那晚在闹市街头，大屏幕正播着香港回归的现场报道，空气中洋溢着一种喜庆。一直没说话的她突然满目泪痕，把我吓了一跳。
“我们分手吧！”
她含泪说道，我措手不及。我感到从头到脚被冰水倾泻，路上行人也如同一个个幽灵飘然而过……
记忆回到半年前，她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我们在卡拉OK庆祝。她忍着兴奋告诉我，父母已同意我们在一起，并开始憧憬今后的生活：小小的家不用大，但装饰必须由她来定：墙纸是深蓝或墨绿；家具要纯白色，沙发也是；灯具必须是斑斓多彩的地中海式……随后，她拿起话筒深情地唱了一首《我愿意》，让我感动与幸福，以为自己正顺理成章地往“平淡版”人生目标靠近。
虽说从一开始朵儿父母就对我的工作前途不甚看好，让她很有压力，但从没在我面前过于流露。这半年里发生了什么，我并不清楚。也许我最终没能证明朵儿陪我四年是值得的，这在当时的我来说是缺乏认识的。
最终的理由还是源于她的家庭，也许是她成长了：知道自己需要嫁给怎样的人。像当年的光一样，从家庭、从全局来考虑婚姻。这给感情至上的我上了残酷的一课。但我没去追究，听从了命运的安排。我发现，服从命运的比率与年龄的增长成正比。我已习惯了分手，只是这次比较惨烈：对我俩来说，一千六百多天不是轻易就能抹去的。
当“稳定剂”失效之时，就是我的离开之日。管理处就像我人生舞台上的一个道具，因为安娜我进来了，因为朵儿我又离开了。二十九岁的我决定不再做情感的奴隶，我想重新开辟一种新的生活，那就是事业。
这时，我接到徐双来自BJ的一个电话。
淡蓝色YSL（圣罗兰）衬衣，卡其色休闲裤，白色FILA（斐乐）运动鞋，还有手腕上二十八岁生日朵儿送我的纪念品：浪琴（LONGINES）手表……
分手后的我仿佛也并非一无所有，与朵儿四的年里她把我调教成一个注重仪表的人。发型、服装、鞋子的搭配相得益彰。我拉着皮质的航空箱，用光鲜的外壳包裹着疲惫破碎的心情，来到了BJ。
徐双在老家休整了三年，完成了人生的两大“任务”：和当地一个姑娘成了家，生了个胖小子。然后又回京与以前电视台的同事在五棵松开了家摩托车行，销售修理改装机车，业务不错，正准备把老婆也接来BJ打拼。
他的朋友浩哥准备搞音像店，想找个懂行的指点一下，徐双跟他说了我，邀我去BJ玩。而我正想外出散散心，也念着多时未见的哥们，就同意了。
有些时候，人生就是酒桌和故事。
烤肉店的屋顶上有一个小型卫星接收器，店内电视屏幕上是眼花缭乱的境外MTV电视台的画面，这是彼时店家招揽顾客的标配。论精神领域的开放程度，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绝对是一个峰顶。
徐双车行附近的餐厅里，我们喝着燕京扎啤，吃着肉串，像当年与他骑机车漫游在芜湖、南京的时候，只是话题的对象转向了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和你是同一类人。”六年不见，徐双的脸上多了一份岁月的沧桑，但眼光依旧锐利如初：“你不去追究原因和纠缠朵儿，与我当年放弃姗姗的理由可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她能够有更好的归宿。传统封建的阴影依然笼罩着现在这个社会，女性终究是弱者，抗争的代价很大，许多事情她们只能服从。男人多牺牲一点，对她们也许是一种宽容和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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