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凡带我来到里屋，南方没有暖气，而江南的冬天阴冷异常。一个金发烟灰色眼珠的帅哥穿着在我眼里有点土的军大衣上来和我们握手。张凡介绍之前，我已认出军大衣就是两年前在柳浪闻莺公园里那个老外。
科尔让我们在方桌旁坐下，亲自倒了两杯大麦茶。同桌的已有两个男生，说是浙大的。张凡说我们是开唱片店的，就跟他们聊起了音乐。科尔为人随和，汉语水平不错，说话也很幽默。我从没与外国人交流过，十分新鲜。看他家里贴毛像很感兴趣，就问他怎么想的。
“我是毛指导下的一名好战士。”科尔一本正经地说，大家都笑起来。我也看不出是否玩笑，觉得他很可爱。就想了一个蛊惑人的主意。
“我会算命。”我对他说。
科尔没明白“算命”是什么，张凡用英文向他解释了一下。
“我只用看你的眉毛，就知道你两年前就已经在杭州了；再看你的鼻子，就知道你那时住在南山路一带（美院留学生宿舍）……还有，看你的嘴，不用说你是个左撇子，写字的样子是这样的……”我装出他写字的样子。再看科尔，早已目瞪口呆，他结巴着用母语问张凡，张凡也懵了，说不清楚（我没提过这事）。两个浙大学生更是云里雾里一幅崇拜的表情。
“太神奇了！你是……怎么算命的？”科尔大惑不解。
我笑着说出了缘由，一桌人都笑翻了天。
房间角落有一台组合音响，正在放平克·弗洛依德（Pink Floyd）的《Comfortably Numb》（惬意的麻木）来自着名的《The Wall》（迷墙.1979）专辑。科尔的书架上除了英文书，还有许多中文经典，有《水浒传》、鲁迅的《呐喊》、《彷徨》，斯诺《西行漫记》，甚至《毛选》等，文学水准不比我低啊，我暗叹。
我们一边听音乐，一边讨论着时事、生活、音乐和艺术。说到时事难免会引起争议，科尔与一名大学生不知怎么在中国的人治和法治上纠缠不清。科尔说中国历代人治的制度已深入核心，所谓“法治”也是在人治框架之下的；而大学生们则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完全不同，且相信以后会更好。科尔认为满清走出帝制是中国几千年来唯一变化的地方，但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没有太大的突破。
我十分惊讶，这个老外对中国的了解远超许多纯正的中国人！
双方各持己见，张凡便出来以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来打圆场，No、No！科尔连连摇头。大家角度不同，又不在同一频道上，就没法继续了。我倒觉得张凡的话有些道理，儒家至尊的状况对于历朝统治者治理国家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后来话题转到足球，气氛默契了不少。大伙如数家珍般聊起去年群星闪耀的世界杯意大利之夏，马拉多纳、克林斯曼、邓加、巴乔、莱因克尔、米拉，还有荷兰三剑客，好不热闹。
另一个房间里出来了两个老外，想在沙发上坐，屋里有点拥挤。科尔就带我和张凡进了他的卧室。里面十分简洁，铺了地毯的房间中席地放了张席梦思，边上有个木衣柜，墙上挂了几根绳子，用夹子夹了不少照片，都是他与朋友们各个时刻的合影。问他为何用夹子，说是租房，不想破坏墙壁。我暗赞：文明程度到底不一样。
照片下面还席地而坐着一对老外，正围在石英管取暖器边上轮流抽一支细雪茄样的烟。我和张凡也席地坐下，科尔从柜子里拿出一根细支雪茄递给我。这时张凡提醒了一句：
“大M烟。”
我赶忙摇手，张凡也没要。科尔就坐在自己的席梦思上点了起来。说大M烟其实和真正DP如HLY等还是有巨大的差异。
“没事儿，就跟喝烈酒一样。”科尔吸了一口。我听福涛说过，那些摇滚乐在DM的作用下会变成超过你心理承受力五彩缤纷不断变幻的光影视觉感受。尤其是迷幻摇滚——难怪外面放着平克·弗洛依德呢，那是一支靠致幻剂出道的英国乐队，几十年里以它的不断创新一直处于前卫摇滚（Progressive Rock）的顶端，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摇滚乐队之一。
我好像说过我从小恨自己没有革命电影里那些英雄们的坚定意志：拗不过强烈的好奇，在科尔第二次递过来时，我接过烟。但是手却在发抖，好像吸一口从此就会变成一个瘾君子。
我胆战心惊、颤颤巍巍地吸了一口，感觉跟抽张凡没嘴儿的新安江无异。
张凡坚持不抽。明显这小子的意志比我坚定多了，尤其是对像他烟瘾这么大的人来说。
“我明白，他抽烟。”科尔跟我解释：“但我们都不抽烟，也没有烟。抽烟对肺不好。”
张凡频频点头：“是啊，是啊，抽DM好！”
“你别抬杠。”科尔道：“我看你还是去冰箱拿瓶啤酒吧！”
“有啤酒？”张凡立刻起身出门。
科尔的“细支雪茄”又递了过来：“算命Master（大师）……再来一口？”
同屋另一对老外的汉语磕磕绊绊，说了半天大致明白都是浙大的留学生，灰白色短发女生叫伊莲娜（Elena），来自法国；褐色寸头男马克（Mark）来自澳洲。这让现在的我很感慨：虽然物质、环境与那时有了很大提升，但为什么如今发达国家的留学生却很少来了呢？这是个问题。
眼看零点倒计时快到了，有人从冰箱里拿出个大蛋糕，还有啤酒饮料，各个房间里的人都挤在科尔小小的客厅，音乐也被换成充满喜庆的跳舞音乐……
